王代償健林的政商叢林
  中國新首富對外是規則的挑戰者,對內則追求不可抗逆的規則。他從林業工吳哥窟人、軍隊獨行者到商業巨頭,得益於他對各種邊界的準確掌握和對政商規則的高度敏感。
  本文為2013usb年12月5日《博客天下》雜誌封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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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黃旻旻 梁君艷 汪再興 特約撰稿/楊林 呂昊 融資程潔 實習生/王致遠
  1969年,四川省大金縣的原始森林樹葉濃密,在大約一年時間里,15歲的王健林幾乎每天要花一個多小時步行穿過林間。
  當時王健林還叫“王建林”,他的母親為他取這個名字,是因為他父輩的事業是建設林業(不知因為什麼,後來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作為阿壩州大金縣森林工業局營林處一名工人,王健林的勞作內容是栽樹挖坑,以及燒炭。
  叢林自有其規則,但王健林從未完全屈服。某種意義上,中國最有錢的商人王健林始終未脫離叢林。在營林處工作一年多之後,一貫大膽、有主意的他決定自己掌握命運。此後的生涯中,無論是作為軍人還是作為商人,他都以少年時學會的法則對待環境:適應叢林,利用叢林,改造叢林。
  王健林人生中絲毫不缺乏他在原始森林里遇見的那類挑戰。他憑著對財富的冒險追求以及對政治邊界的高明把握成了中國最富有的人。他下一個目標是嘗試用自己強大的資本扭轉以往企業對政府談判的弱勢局面。
  曾經貼身採訪王健林的美國《財富》雜誌記者大衛·惠特福德(David Whitford)認為,王健林是一個不知疲倦、極具野心的工作狂。他在軍隊待過很長一段時間,隨後他選擇進入市場開始了自己的小產業,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帝國的建成
  “王建林這樣的人,他野心的規模、渴求達成的目標,都不是我們能比擬的。”
  “我欽佩他充沛的精力和野心。”《財富》記者惠特福德在波士頓的辦公室告訴《博客天下》,王健林正致力於使萬達集團成為跨國企業。“很明顯對於萬達集團來說,王就是整個宇宙的核心。對這一點沒有人懷疑。”
  一天晚上,惠特福德來到王健林妻子林寧經營的會所,進入一間卡拉OK房間。王健林已經早早在那等待他們,房間內同行的還有一些年輕時尚的女孩,這一幕讓這位《財富》記者略顯尷尬,“我們一群人,基本都是男士,我當時想,天啊,這是怎麼回事?”
  “後來我知道是我搞錯了。”來中國前,惠特福德就曾聽過亞洲卡拉OK房間里會發生的很多故事,但這次不一樣。她們都是北京一所音樂學院的學生,是其中一位客人的朋友。
  卡拉OK廳里的設施極為現代,絢麗的燈光,巨型的舞池、還有寬大的真皮沙發。但氣氛卻仍然停留在王健林最熟悉的1980年代的歌廳時代——開場由這些年輕女表演者先上臺演唱,然後就輪到惠特福德等客人。無論誰上去,在唱到一半的時候,王健林都會上臺獻出一束玫瑰花,那人就拿著這束花繼續唱,直到唱完下臺後,把花放回桌子上。繼續輪到另一個人上臺,王健林依然會站起來向演唱者獻花。這種帶有儀式感的重覆動作讓這位美國記者覺得,“當晚的一切都很純潔、很美好”。
  但當晚王健林的表演還是最出乎惠特福德的意料。顯然,這位59歲的房地產大亨還是一位一流的男高音,他演唱了極耗體力的壓軸曲目:藏族和蒙古族民歌。
  王健林的精力充沛,他從來不知道疲倦,甚至幾乎不會休息,每天非常專註著自己的工作。當年輕力壯的美國記者感覺累的時候,採訪對象還在精力充沛地講述對公司的展望與未來。
  “他是一個極富野心的人,如果沒有野心的話,他無法走到今天這一步。”惠特福德告訴《博客天下》,他被王健林的野心折服。
  王健林毫不諱言自己的野心是成為這個國家的象徵。王健林告訴《博客天下》:“當將來做到1000億、2000億美元收入,我不可能還是一個區域、一個國家的公司。”在商業軍團出海背後,他始終被蒙上了一層國家主義色彩。
  起於童年
  他是長子、“匪頭子”是穿行於林間的勞工
  管理10萬人的王健林最初的管理生涯,應該始於他童年的“孩子王”和“兄長”身份。沒有證據證明童年王健林有什麼野心,但至少能夠斷定的是,他對商業所知不多。4歲時,他跟隨家人遠離了中心城市的生活。
  他的父親王義全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此前,外界對中國首富的家庭背景的瞭解,大多停留在一些年代久遠的傳言。有人說王義全擔任過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還有人說他擔任過西藏自治區的高級幹部。
  王健林極少承認或否認這些傳言,他這種放任的做法部分加劇了外界對他擁有顯赫家世一事的錯覺。
  可以說,王健林父親的身份帶來的神秘感一直貫穿著他商業帝國發展的全程。
  “他父親是大金縣森林工業局(以下簡稱森工局)的副局長,副處級。”曾任大金縣副縣長的謝芸生對《博客天下》確認。
  1958年,王義全受四川省林業廳的指示,帶著妻子秦嘉蘭和4歲的王健林到大金縣負責組建森工局。謝芸生對這個“個子不高、穿著有些朴素”的老紅軍至今印象深刻,從1958年到1972年,王義全在大金縣(1960年改名金川縣)生活了14年。
  2013年11月29日,王健林84歲的母親秦嘉蘭住在成都一家頂級小區的別墅內接受《博客天下》採訪。這套三層別墅由王健林的萬達集團開發,市場價如今已逼近1000萬元。室內佈置並不奢華,沒有多餘的裝飾與傢具,秦嘉蘭也保持著早年朴素生活的習慣,她只在右手上戴了一隻邊框已經有些發灰的手錶。王義全今年5月去世,去世前,他擔任的最後職務是四川農業大學都江堰校區副校長。
  秦嘉蘭曾擔任四川一個鄉的首位女鄉長。1953年元旦,在區委書記介紹下,她與大自己18歲的王義全結婚。組織介紹的婚姻關係在解放後的一段時間非常普遍,所幸王義全是個好人。
  “他一輩子沒有欺負過我。”秦嘉蘭說。
  在秦嘉蘭眼中,1950年代舉家遷往大金縣城是一件幸運的事。
  “外面都在餓死人,我們還能一個星期打一隻兔子吃。”緊鄰著藏區的阿壩州有不少荒山,秦嘉蘭獨自一人過鐵索橋去對面山上開荒,種蘇聯甜菜,自己養兔子。
  王健林幸運地沒有餓肚子。“他不高,胖墩墩的。”王健林少年時的朋友陳志階說。
  王健林是家中長子,當時已成為大人最得力的幫手。白天,他的父親要去開會議,負責森工局檔案管理的母親則忙於日常工作,晚上還要去地里開荒。照顧4個弟弟的責任只好全部落在王健林身上。“老大是我們家的頂梁柱。他聰明能幹,弟弟們都願意聽他的。”她不停地向記者強調這一點,外人眼裡的首富和風雲人物,在她的話語系統里始終是童年那個可以依賴的兒子。
  在青春期到來前,王健林很好地扮演了家中這個“長子”的身份,這種處於家庭中心的心態也讓他在外面成為孩子們的中心。
  “他是個匪頭子,是一群孩子的頭。”陳志階說。在四川話中,說一個孩子是“匪頭子”意味著,這個孩子不喜歡墨守成規,是集體中的不安分者。
  似乎要證明那句四川老話“循規蹈矩在屋裡頭的娃娃沒出息”,童年的王健林留給周遭人的印象都是獨立、有想法、調皮。
  與眾多森工局職工子女一樣,王健林幼時就讀於在大金縣東方紅小學,之後進入金川中學。但他在大金的教育經歷一共只有7年。陳志階回憶:“森工局內部要招收職工子女,到營林處去工作,他就從學校出來,成為營林處的職工。”
  營林處的工作是一項苦活。同是林業工人的陳志階對此有著痛苦且深刻的記憶。當時城裡的孩子不大願意去,都是從農村招的工。“他能吃苦。”陳志階說。
  從家屬區到工作地點,王健林要爬一個多小時的山,如此反覆的過程維持了接近1年。沒人知道在這一年多中,林業工人王健林都在想什麼。但在營林處工作了1年多之後,他決定去當兵。一年前,中蘇邊境爆發珍寶島衝突,出於對戰爭危機的考慮,中國迅速增補了一大批軍人。
  王健林當兵的想法也得到了母親秦嘉蘭的支持,這位老紅軍的家屬認為,子女應該繼承前輩的光榮傳統,家裡的老大就應該是個軍人。
  但王健林的參軍過程卻頗費周折。“因為阿壩州不征收城市戶口的青年,我們就把健林送回了蒼溪老家,在那裡上山下鄉後,才去當了兵。”秦嘉蘭回憶。
  與秦嘉蘭的說法不同,陳志階的敘說卻是另一個版本,“王健林表現得相當好,本來可以直接從金川去當兵,但因為森工局說他母親成分不好,就在這件事情上卡了他。”
  陳志階認為,這段不悅的經歷是造成日後王健林對他童年生活過的大金縣冷漠的原因之一。阿壩州州慶時,現在已經更名為金川縣的大金縣組織“雪梨節”,縣上請王健林,卻被王健林本人拒絕。
  “我只是在這裡讀過書,參加過工作,對金川,沒有任何感情。”陳志階轉述說,“這是他的原話。”
  參軍後,王健林改掉了自己原先的名字“王建林”。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走,以後這種“走出去”的行為在他身上不斷閃現。
  王健林否認這種不斷向外走的行為源自他的性格,他告訴《博客天下》,這是時勢使然,“到那一步了。”
  軍隊系統少有的叛逆者
  他像海綿一樣吸收部隊組織規則的優點。
  一位當年的戰友曾在微博上回憶王健林第一次來到陌生環境的情景。“1971年初春,吉林省集安縣鴨綠江邊的大山深處的軍營里來了一批新兵,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王健林。他們當時屬於特務連偵察班,新兵裡面有四川和遼寧撫順的,班長去挑選新兵時,他先選2個撫順兵,然後走到一個又小又瘦的小兵面前問他想當偵察兵嗎,他說願意。”
  當時的王健林很瘦弱。“肥大軍裝、碩大皮帽和大出一號的皮大頭鞋,一套行頭穿在他身上有點滑稽。”但他很好地抓住了由對方拋過來的機會。在往後的人生中,這種不放過任何機會、勇於挑戰的性格特點還繼續出現。
  一位跟王健林同屬沈陽軍區守備三師的偵察兵告訴《博客天下》,當年偵察班的工作內容除了野營拉練之外,還必須學會的各種技巧,包括解除障礙、飛檐走壁進入敵人房間盜取機密文件、用密碼畫軍事圖紙,甚至要在半夜去墳地挨個搜索,只是為了鍛煉膽量。
  幾十年後重新審視這個男孩在軍隊的成長,可以看到他像海綿一樣不斷吸收部隊組織的規則,並牢牢記住這些規則的優點。在未來的商業競爭里,他提取記憶,按照軍隊規矩打造自己的商業帝國。
  但當年的王健林並不是一個好的規則執行者,童年的叛逆仍然延續。參軍8年後,1978年,他被晉升為排長,併進入大連陸軍學院學習,正是從這時起,他開始對此前服從的規則開始提出挑戰。
  軍事課教師張昌軍說,在軍校,很少有人站出來反駁教師,但王健林經常提一些讓張昌軍無法回答的問題。
  一次,張昌軍講到用火炮射擊敵軍坦克的戰術:射擊坦克的時候,應該在坦克拐彎時,在彎道的內側埋伏好火炮和炸葯包。“這個是軍內公認的理論,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教材上面也是這麼寫的。”張昌軍說,但王健林表示反對,並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第二年教材改版時,王健林的建議被張昌軍寫進教材,“新教材一直到2004年陸軍學院解體的時候都還在用。”
  在一次非常關鍵的考試中,王健林的戰略戰術課試成績較差。當年的大連陸軍學院院長陸民傑回憶:“題目是如果有一場戰役,根據給出的地形應該在山的左邊布兵還是右邊,教案上的正確答案是在左邊布兵更恰當,但是王健林做出了相反的回答。”
  王健林作為學院最優秀的學生之一,應該知道這道題教案上的正確答案。“但他仍按照自己的主意做出選擇。”陸民傑說,他還在考卷上分6條列出了選擇右邊布兵的理由,“分析挺有道理”。
  1979年的8月份,王健林從大連陸軍學院畢業,由於成績優秀,留在學院的大隊當參謀。吳乃燕記得,當時整個學院上千名軍官訓練生,達到留校資格的只有兩三人。
  留校後,王健林很快表現出另一種才能,那就是寫文章和詩歌。他的戰友孫皚沅觀察到,很多人一起聊天時,王健林每次都會拿著小本子記錄。當時沈陽軍區辦了一個《前進報》,王健林喜歡投稿,孫皚沅說,隊里一年發了20餘篇稿件,九成以上是王健林寫的。
  因為文筆好,王健林被調到學院的宣傳處當幹事。最主要的一項工作是負責動員學院的軍士報考黨政專修班。這是王健林給自己製造的眾多機會之一。
  吳乃燕認為,正是負責黨政幹部專修班的經歷,讓王健林從一個原本相對封閉的普通軍隊幹部,開始轉型為市場化的人才。“因為要經常跟高校以及政府的各個部門聯繫,王健林開始走出營房,那時他經常去省里(沈陽)和各種人接觸,大連市內的就更不用說了。”
  1983年,王健林就讀遼寧大學黨政專修班,併在1986年以優秀的成績畢業,獲得經濟管理專業的學位。
  1986年,因為表現優秀,32歲的王健林調任陸軍學院管理處任副處長,屬於副團職幹部。而王在管理處的主要工作除了負責整個學院的後勤保障,還肩負與大連政府以及官員打交道的任務。
  那段期間,王健林開始認識級別更高的社會人士,處理更複雜的關係。
  實際上,外面的世界也不一樣了。1986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第8年,政府轉變思想,提出“經濟建設是大局”,市場化建設正逐漸脫離原本的計劃經濟,而這一切,只要走出軍營大門就能看到。王健林顯然比別人更早做好了投向市場的準備。
  陸民傑說,大多數人並沒有像他那樣的覺悟,很多人抱著部隊軍官的身份不願意離開,甚至害怕走向自由的市場。
  富貴敗中求
  起初萬達付出很大代價但王健林能從錯誤中中吸取教訓。
  今年已經60歲的陸民傑對王健林來說有著雙重身份,在王健林的軍旅時期,他是大連陸軍學院的學員隊長,是王健林的直屬上級。從部隊轉業後,他投奔王健林的萬達集團,成為王的下屬。
  陸民傑說,十幾年來,像他這樣陸續投奔王健林的戰友至少有20人。在軍隊中,同生共死的戰友關係就成為一種最值得信任的關係,這種關係也曾幫助過王健林。陸民傑說,王健林的事業之初,獲得第一桶金就是在昔日戰友的幫助下。
  1988年,西崗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王健林覺得自己可以走出機關,走出去試試。
  西崗區政府下屬的西崗區房屋開發公司,成立沒多長時間,老總就因為經濟問題被追究,公司負債好幾百萬,為了甩掉這個包括,政府領導表態:誰有本事把這個公司接了,把貸款還了,這個公司就給誰。不安於現狀的王健林決定接盤。這個公司成為萬達的前身。
  他憑藉棚戶區改造項目賺了第一筆錢。但項目開始前,公司受當時政策限制,拿不到國家計委下發的配額,王健林就跟自己的老戰友(時任大連某國有公司總經理)商量,借用他的指標。陸民傑瞭解到,王健林創業初期,缺乏資金,也是一位在某銀行支行出任行長的老戰友幫助了他。
  在萬達集團下麵的大連市物業管理公司工作半年後,陸民傑被安排到萬達商業地產物業公司做副總。
  “在長春和沈陽的項目中,連續吃了兩個大蒼蠅,那種失敗的感覺現在想起來都很噁心。”陸民傑說。
  2002年初,總部在大連的萬達集團首次攜手沃爾瑪和紅星美凱龍等國際知名連鎖品牌進駐長春,成為重要戰略合作伙伴。陸民傑說,之所以選擇沃爾瑪,是因為後者當時剛剛登陸中國大陸,有著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董事長想通過百姓對沃爾瑪的期待和喜歡同時關註到萬達。”
  在長春打廣告時,王健林曾對公司的管理人員自信地說過,這個生意做好了將非常好,肯定有一筆不小的收入。當時集團內部不乏反對的意見,很多集團元老甚至在董事會上和王健林爭吵,認為商業地產已經沒有發揮的餘地了,認為王健林在給自己找苦吃,但王健林有自己的看法。
  長春萬達廣場建好後,王健林將商鋪定價為每平方米賣到兩三萬元。商鋪很快就都賣掉了。商鋪賣出去之後,萬達集團認為自己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打算結賬走人,結果引起了業主們不滿。“按照商業地產的約定俗成,地產商在賣完鋪面的同時也要負責幫助業主招商引資。”陸民傑說,因為當時不懂這些,所以導致萬達廣場正式開業時,上百個商鋪中依然有一半都還是空蕩盪的,沒有招到買家。
  業主們紛紛圍攻萬達項目辦公地點。陸民傑是那幾次“維穩”行動的主要參與者,他記得當時現場亂成一團,萬達的工作人員還被潑了開水。
  這些場景讓萬達集團差點在一地雞毛中結束自己的商業地產試水。陸民傑記得,還在大連的王健林趕忙召開董事會議以及穩定軍心的各種大小會議,“整個周末他基本就在會議室里沒出來過,出來一批員工再進去另一批,反正就是不斷開會研究策略。”
  陸民傑說,因為王健林之前主要做住宅地產,加上當時的團隊也沒有現在這樣專業,各種意見彙集在一起難以統一,全部由王健林一個人決定,難免出現問題。
  幾天后的董事會上,王健林當著幾十個董事會成員的面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前面發生的問題以及現在存在的問題都是我一個人的責任,由我自己承擔。我還是不成熟,明知道這樣做可能會有問題,但是還是這麼做了。我的行為完全是飲鴆止渴。造成這樣的結果,我要做出反省。”
  陸民傑分析,王健林之所以“明知道這樣做可能會出問題,卻依然飲鴆止渴”,應該與企業的發展需求有關。一方面,項目儘快竣工,可以營造良好的政商關係,另一方面,早點賣出項目收回資金,對企業的循環發展也有好處。
  信奉“富貴險中求”的王健林一直在強調速度,“萬達必須再快一點,必須要快。”
  長春事件之後,王健林開始著手組建部門專門負責幫業主們招商引資,並且將這個部門的團隊不斷壯大。
  足球隊的學問
  王健林與薄熙來在球隊的管理上爆發過多次衝突。
  就在萬達剛獲得小小成功之際,王健林開始了另一個後來讓他曝光率極高,也製造不少話題的足球事業。
  他在足球領域的運作算不上成功。當廣州恆大足球隊奪得亞冠冠軍,獲得一片稱贊時,他已經賣掉自己心愛的球隊已經整整13年。
  這位中國首富認為,足球這個行業裡邊,用錢就可以決定勝負。在不久前播出的鳳凰財經節目的專訪中,從不輕易點評別人的王健林默認了主持人對兩家企業財富比較後得到的結論:萬達比恆大有錢。
  在他剛剛有了自己的小產業時,他就懂得如何利用體育與政府進行對話,進而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
  原大連市體委副主任任舉一記得,1990年代初,大連市西崗區體委領導打算在體育場附近建一個體育館,就通過王健林此前在西崗區辦公室的領導,找到王健林來開發,這也讓王健林和體委有了第一次的合作聯繫。
  王健林在西崗區人民政府辦公室做副主任的時候,他的妻子林寧就是西崗區體委的工作人員。
  王健林在大連陸軍學院工作時一位同事對《博客天下》說,王健林的妻子林寧家境不錯,其父親之前是大連一家保險公司的領導,“但並沒有傳言中的那麼優越和神秘。”
  曾任大連市體委副主任、萬達足球俱樂部主任的任舉一回憶,王健林與大連足球最初的淵源,來自於一次王健林計劃良久的商業規劃。
  他記得,當年王健林先來找到大連市體委,談一項在體育場附近蓋樓房的合作。為此,他專門和市體委簽了一個協議,表示願意贊助大連足球隊400萬元。那筆錢在當年算是巨款,所以很快雙方就達成了協議。
  但是這件事後來因為時任大連市市長薄熙來的反對而擱置。薄的理由是,國內外的體育場館視野開闊,如果王健林在體育場附近蓋房子可能會影響體育場的視線。
  雖然蓋房子的事情沒有談妥,王健林仍然願意贊助400萬元給足球隊。任舉一認為,這件事讓他和大連市體委建立了良好關係,也為日後大連市體委找到王健林來成立萬達足球俱樂部打下了基礎。
  “否則根本不會找王健林,因為那個時候萬達只是西崗區的一家房地產公司,放眼大連市肯定有比他更適合的。”
  而王健林之所以願意接手大連足球,除了出於本人對這項體育運動的熱愛之外,也是因為當時大連市政府急於通過足球打造改革形象。
  作為一個傳統港口城市,大連是中國最早接觸到足球的城市之一。而大連人喜歡足球,讓當地市政府看到了通過足球提高政績的可能。時任大連市長薄熙來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因為大連人民喜歡足球,所以他自己就必須喜歡足球。
  “前市長喜歡,所以足球也被作為大連的城市名片對國內外宣傳。”任舉一回憶,當時每逢焦點賽事或是階段性的總結會,大連市委、市政府的相關領導都要到現場作動員,並經常去訓練基地看望球員。幾乎每次比賽的賽前賽後,主管領導都對球隊以各種形式表示祝賀、鼓勵。
  1996年,大連隊去天津進行客場比賽,市裡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機場送行。1994年,王健林接手大連足球隊後,任舉一作為大連市體委副主任,被派到萬達足球俱樂部擔任俱樂部主任。王健林也迅速表明態度,將萬達集團一個副總經理抽調出來,專門配合任舉一管理足球俱樂部。時任大連市市長的薄熙來是著名的“足球市長”。任舉一說,創辦萬達足球俱樂部時,時任國家體委(1998年,國家體委正式改名國家體育總局)主任伍紹祖要來大連訪問,並將與薄熙來見面。王健林和任舉一先去見了伍紹祖,聊了一會兒足球,給伍紹祖留下了不錯的印象。之後,經由伍紹祖引薦,王健林見到了薄熙來。
  任舉一記得,萬達足球俱樂部成立的時候,伍紹祖專門從北京趕到大連來表示支持,還在俱樂部成立典禮上發表了講話。萬達也在那年奪得中國足球職業化後的第一個聯賽冠軍。
  在足球事業上,王健林的作風與他經營公司的方式相似。曾有媒體報道稱,王健林會拎著裝有上百萬的現金皮箱到比賽現場。
  但任舉一告訴《博客天下》,王健林不會帶現金過去,“這不是太俗了嗎?”不過他確實會在比賽之前給隊員們承諾各種獎賞,包括汽車、房子和現金。
  王健林將比賽分成三個等級,獎金也隨之劃分為60萬、40萬和30萬三個等級,“打贏了就拿全額,平了拿一半,輸了沒錢。進一個球追加10萬,這個是他的態度。”
  除了現金,王健林還給球員們發過純金打造的金球,每個球都是300克的足量黃金打造,不過這種獎勵在當年的萬達隊球員看來只能算是紀念。房子和奔馳級別以上的豪車才真正顯現出王健林的管理方式。
  1994年,萬達還只是個小企業,王健林拿出幾套萬達自己開發的兩室一廳的房子給球員作為獎勵。到1996年,萬達經營業績猛增,他發的獎金也提到上百萬元。王健林收回了之前分給球員的小房子,每個人又獎勵一套三室一廳的高級住房。
  “這些獎勵都兌現得非常快,經常周末踢完比賽,周一休息一天,周二歸隊時現金、房屋或者車鑰匙就能拿到手了。”
  任舉一說,1997年郝海東轉會時,除了220萬元的天價轉會費,王健林還私下在北京為郝海東購買了一套住宅,郝來到大連後,又在當地拿到了一套房子和豪車。
  王健林的足球事業得到了大連市的大力支持。市領導甚至幫助萬達足球隊引進球員。據知情人表示,1997年,王健林有意把時任八一足球隊的主力球員郝海東轉到萬達來,但郝海東是部隊編製,手續上很難辦。為瞭解決郝海東的轉會問題,一些市裡的領導出面,通過和部隊的關係,成功讓萬達足球俱樂部將郝海東招進隊伍。
  有了大連市領導的支持,萬達足球隊初期順風順水。
  任舉一記得,1998年郝海東因為對比賽不滿向裁判吐痰泄憤,面臨禁賽一年的處分。在現場觀看比賽的王健林非常焦慮,他連夜召開協調會,很多大連市領導都過來了,王健林提出要和中國足協私下協調,最大程度降低對郝海東的處罰。
  “第二天,大連市一個女副市長就親自去找足協處理這件事了。”
  1996年新年到來時,因為萬達足球隊在此前一年的甲A比賽中沒有奪冠,任舉一收到了市長薄熙來手寫的賀年卡:“你要帶領全隊從零做起,把丟掉的冠軍從上海申花手裡奪回來。”
  任舉一說,大連市那麼多政府機關,薄熙來當年只寫了不到30張賀年卡,其中有自己一張,“能看出來當時這位前市長對足球發展的重視。”
  但重視同時也意味著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博客天下》證實,王健林與薄熙來在球隊的管理上爆發過多次衝突。
  有一次,在大連市政府在外地召開的內部會議上,參會的任舉一親眼見到王健林與薄熙來發生的衝突,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夠拿出100萬元獎金獎勵球隊。
  “我記得薄熙來就有點發火了,說怎麼你還要,你這個蓋房子我跟你優惠不是錢嗎,你發的那獎金就算是政府發的了,別得寸進尺。”任舉一說。
  另一次兩人的爭吵發生在1998年,王健林想請徐根寶當主教練,萬事俱備,就差開發佈會。“這時薄熙來把王叫到了辦公室,對他說原來的主教練遲尚斌是被市裡重點表彰過的人物,怎能說換就換?”據《南方周末》報道稱,被薄罵出辦公室後,王健林只好宣佈遲尚斌官複原職。
  上有大連市領導強硬幹預,下麵還要面對足壇的“假賭黑”。在足球聲望的頂點,王健林選擇退出。1999年12月24日,王健林將足球俱樂部甚至足球基地等優良資產一起甩賣給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
  轉讓合同書顯示,大連實德集團只需掏5000萬元現金,其餘的7000萬元“通過實德集團指定的承貸單位承擔萬達集團在建設銀行大連分行的貸款來支付”。
  1999年,萬達足球俱樂部正式更名為實德足球俱樂部之後,王健林曾對任舉一袒露心聲。任舉一說:“正式改名的那一天,當時王健林準備去參加一個活動臨上車之前突然轉過頭和我說,‘真的不甘心’。”
  一位大連體育界的內部人士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球隊更名後,只有當薄熙來去現場看比賽時,接替萬達管理俱樂部的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才會出現在看臺上。
  與徐明不同,在《大連日報》體育部主任薑末看來,王健林是“真球迷”。“他看球員的眼光挺準的,郝海東就是個例子。”作為跟隊記者,薑末經常能遇到隨隊征戰的王健林,“訓練的時候也經常能看到他。”
  這個說法也得到了任舉一的證實:“王健林幾乎沒有落下過一場萬達隊參加的比賽,哪怕是客場,他也會在比賽前的一晚上趕到。”
  喜歡大場面的王健林捨得為此花錢。原萬達足球俱樂部副主任張家樹清楚地記得,自己在1996年賽季花13萬元購買船票,率領1000多人的球迷助威團,包船去天津看客場比賽。
  “他希望足球能給城市帶來榮耀,自己的名氣就自然而然有,所以不小家子氣”。任舉一說。1996賽季,萬達55場聯賽未嘗敗績,這也是王健林最為自豪的事情之一。
  離開足球13年後的王健林並不看好現在取得成功的恆大經驗。在接受鳳凰財經的採訪中,他以一位過來人的口吻提醒說,靠外援取得成功的經驗,放在孱弱的國家隊身上可能並不奏效。
  他將更大的賭註下在中國的少年甚至年齡更小的球童身上,他送這群孩子到海外去接受訓練,並耐心等待他們成長。
  生存於政治叢林
  每天王健林都要拿出一定時間閱讀黨政報刊。
  企業家如何在商業冒險中處理與政府、官員的關係,始終是人們關註的焦點,這在王健林身上也不例外。
  《財富》記者惠特福德說:“初次來到中國,我想知道的是王健林究竟是否有向政府行賄的行為。”這樣的追問,王健林曾多次遭遇。
  2012年9月8日,王健林出現在哈佛大學的演講臺上。與他的朋友柳傳志“不講政治”相比,王健林告訴在場聽眾,他處理官商關係的秘訣是“親近政府、遠離政治”。
  在企業的日常管理中,王健林對政治也傾註關心。
  2008年,萬達集團將總部從大連搬至北京,位於大連市中心的萬達大廈大部分樓層已經賣給當地企業,只保留了兩層:28樓萬達地產大連項目辦公區,以及13樓的萬達集團黨建基地。
  基地“留守人員”於丹是13樓的黨建基地辦公區維護者。整層樓面積有1300多平方米,共划出4個30平米左右的房間,陳列萬達集團過去20多年的歷史,尤其是各種黨政建設成果,包括數百張集團黨員培訓時的照片,以及王健林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
  按照其他樓層賣出去的價格來算,這層樓大概價值近4000萬元。“你能想象到嗎?價值這麼多錢的一層樓只是陳列了各種照片和政府發放的獎狀,說明董事長對黨政發展的重視。”於丹說。
  在靠近北京的河北廊坊,集團總部之前投資7億元成立了專門的萬達學院,占地面積300畝左右。這名負責人說,學員宿舍標準就達到三星級以上,每年培訓黨員和員工80萬人次,培訓內容包括政府政策解讀等方面。“這種手筆全國沒有第二家。”
  另一位已離職的萬達總部員工表示,這個基地很好地體現了王健林及萬達集團與政府間良好融洽的關係,“瞭解政策,緊緊跟隨黨的步伐,搞好政商關係,是萬達發展的基礎。”這名員工透露,王健林幾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時間閱讀黨政報刊,研究政策方針。
  考慮到王健林的昔日經歷,很難確認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還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情。不過,在離開森林進入社會叢林之後,王健林始終得以高度的敏感對待與政府相關的事務。這將成為他在財富積累和企業發展之外必須面對的最重要的考驗。林業工作者之子王健林離開森林後,仍然生活在一個新的叢林里。
(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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